世纪之交的上海表情
艺术家：许海峰
澎湃新闻视觉中心摄影总监。作品在上海摄影艺术中心、刘海粟美术馆、多伦现代美术馆、上海国际摄影艺术展、平遥国际摄影大展、韩国全州摄影节、上海那行文化-零度空间、海派文化中心、原色艺术空间、原点画廊等地展出。2012年获得平遥国际摄影大展社会生活类作品奖。2013年获得第24届全国摄影艺术大赛纪录类铜奖；2021年带领澎湃新闻团队完成的《虹镇老街》获得第十三届上海市摄影艺术展多媒体类金奖。
罗曼蒂克消亡了，还有不死的欲望在路上
采访并文 / 澎湃新闻时事中心特别报道部总监 黄芳
也许是1990，也许是1991年的夏天，因为迟到，许海峰不得不躲在摄影函授班的最后一排，靠着墙壁听台上的老师讲课。老师抑扬顿挫的声调，不断挥舞的手臂，穿过大礼堂击打在后排青年的心上——就像受了“严重的内伤”。许海峰回忆，这是他与摄影缘分的开端，也是摄影对他的召唤。那位老师叫朱钟华，如今桃李天下。
30多年后，2022年夏末秋初，我在M50观看了一场题为“世纪之交的上海表情”的摄影展。展览设在二层一块曲径通幽的场地，却是访客如云。一些用沪语轻声交谈的人，会对照片里熟悉的地标，不复存在的场景，会心一笑。作为外地人的我，并不共享那个记忆，却无法不被照片上那些处于情绪顶点的人所吸引。那些飞扬、落寞、精明、颓丧、狂浪、迷惘的神态，都是1990年代的注解。而我何尝不是在那个年代里生长起来的。
许海峰说，那是他的黄金时代：20岁出头，肆无忌惮地谈恋爱，肆无忌惮地拍照，做着喜欢的工作，房价不高，薪水可观。所有人好像都是开心的，他也是。但奇怪的是，照片如今看起来，为什么有一种伤感的东西？他反问。也许狂欢和伤感就是一体两面。他回忆自己的童年，父亲早早过世，还记得他拎着热水瓶和脸盆离家去医院时，背影拖得很长很长。那个阴影笼罩了他一生。
我听过许海峰的一个段子。据说有一年报道两会，他在街头抓拍“朝阳群众”，大妈十分机敏，上下打量，“我就是要四处观察，比如你吧，胡子拉碴，有可能不是好人。”这自然是笑话。我想对废墟、弄堂和工人新村里住着的，失落、失意的人有那样深切关注的摄影师，一定内心柔软。
30年来，相机是他最忠实的伙伴。从街头摄影，到新闻摄影，再回归，“有时候甜蜜，有时候苦闷，就像是与一个女人有着一段至深感情的交集。”
罗曼蒂克也许消亡了，但还有不死的欲望在路上。
黄芳：先从这次展览的主题“世纪之交”聊起。像我不是上海人，小时候对上海的印象主要来自影视作品，印象比较深的是一部电影《股疯》，讲90年代初全民炒股的景象，后来又看到纪录片《大动迁》，其中的不少场景在你这次的展览中能看到。回想起来，感觉90年代的上海是躁动的，城市和人心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许海峰：就像你说的很躁动，看不见的改变，就是我的房子要拆了，我要搬到哪里去了，这种激动人心带来了对未来不确定的期待，所有的不安纠结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撕扯，撕扯带来张力。这是在那个年代可以感受到的。两种甚至多种力量搅合在一起，变成一种复杂性：人的复杂，城市的复杂，这才是生活中的好东西。
在拍的时候我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走在路上，上海就像是工地一样：先是南北高架，然后周家嘴路，接着延安高架，包括人民广场巨大的改变，这些恰恰都是我每天上班要穿过的地方。因为交通受到建设的影响，你能感受到人在环境中那种无可奈何，或者也可以解读为一种希望的象征。
世纪之交的上海表情，1994-2005
黄芳：那时候你才20岁出头吧？你从小在上海长大，90年代的上海对你来说是不是也有点“陌生”？
许海峰：对。“陌生”是因为没有踏入社会时，我的活动半径很小，就在虹口的家附近，最多可能到提篮桥、海宁路乍浦路那片，基本上是非常小的一个圈，可能就方圆四五公里内，到了外滩就不会再过去了。但是踏入社会，骑自行车上班必须要经过这些地方。再到后面，我的工作性质发生了变化，我也越走越远，伴随着这个城市的扩张，所以就自然产生了陌生感。那是我20岁之前没有看到的，上海是这样的。
黄芳：也是一个重新的认识。
许海峰：最早大概是我10岁左右，我跟我妈去南京路六合路那边，我一个亲戚住在那里，我们坐电车过去玩，晚上在那边吃饭。那是六合路一个比较暗的弄堂，但是从弄堂里转出来走到南京路，我感到巨大的震撼，那真是“十里洋场”。
世纪之交的上海表情，1994-2005
黄芳：那是什么样的景象？
许海峰：电影里的那种景象。小时候我们家附近最多有个路灯，到了国庆节可能某个工厂会挂上一连排的白炽灯。但是你到了南京路不是这样的——它不是像国庆节装点的那种很正直的灯光，你觉得什么都是软的，什么都是迷人的，真的连风也是香的。也许白天感受不强烈，但是晚上，那个灯光……
黄芳：让人眩晕的感觉，像霓虹灯。
许海峰：霓虹灯是最要命的东西。不像白炽灯的光是有规则的。霓虹灯会泛光，如果再加上一点水汽，那种光是非常迷人的。对于10来岁的我来说，那可能是对上海的第一次新认识。原来上海还有这个面向。
世纪之交的上海表情，1994-2005
世纪之交的上海表情，1994-2005
世纪之交的上海表情，1994-2005
黄芳：对你说的这点我特别有感触，可能外地人对上海的认识路径恰恰是相反的，先从十里洋场再到其他面向，虹镇老街、曹杨新村里的上海，作为江南一部分的上海等。
许海峰：上海太大了，太复杂了。所以说要通过一个摄影来表现上海，这种野心瞬间会腾起，也很快会破灭。它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在变化，每个人都只能记录他的时代，如果能稍微超越一点，我觉得就很难得，那多一点的东西是什么，可能就是人心了。比如我们说“上只角”“下只角”，就是两个上海，而“上只角”“下只角”可能又分化出许多，电影《爱情神话》说的是“上只角”的爱情，但是“下只角”的人看了之后，他不认为这不是上海，他也不抗拒这是上海。我记得八十年代有个电视剧《穷街》，风靡上海滩，拍的另外一个区的一个类似棚户区的地方，就是“下只角”的故事。
那还有上海的“六层楼”，典型的工人阶层的住宅区，也是一种上海。就不说比如花园洋房，石库门，新式里弄，都非常不一样。像武康大楼现在成为了网红，但其实距离我们的生活很远，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大概就是因为太远了，够不着才要喜欢。而愚园路，解放前称之为“上海歹土”的地方，是我们今天努力一下，可以够得到的生活，如果你够勤奋运气够好的话，有可能在这里买房子，租也可以。
黄芳：感觉你的展览里，展现了不少上海的市民生活，拍的也大多是普通人。
许海峰：当时可能也没想好要去拍那么多人。我最早的初衷，或者说想的比较清晰的是拍城市更新过程中形成的短暂废墟景象。
黄芳：跟你的第一份工作有关吗，上海市政工程研究所。
许海峰：市政工程研究所不需要拍这么多废墟，它只要你建成的就可以了。但是我这个过程中就拍了许多，然后再派生出来，拍了一些没有受到动迁影响的居民，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比如坐在工厂里修理自行车、摩托车，或者喂孩子吃饭，还有就是生活受到剧烈影响的人。你说对人感兴趣讲起来也是有点，就是有没有胆子上街拍人？
世纪之交的上海表情，1994-2005
世纪之交的上海表情，1994-2005
世纪之交的上海表情，1994-2005
世纪之交的上海表情，1994-2005
世纪之交的上海表情，1994-2005
世纪之交的上海表情，1994-2005
世纪之交的上海表情，1994-2005
世纪之交的上海表情，1994-2005
黄芳：镜头是有侵略性。
许海峰：我当时就想说你已经喜欢了这个东西，然后就试试看，尝试着上街去拍人。上街拍人是摄影的一个方向，另外在拍人的过程中，可以训练提高自己的技能。摄影的技能要靠训练出来的，一个是机器，一个就是肉身和外围世界在瞬间的碰撞。摄影就像一口深井一样，它不断地去诱惑你，你也不知道对方下一秒会做出什么动作。肉身不敏感的话，就没办法把那个瞬间抓住。
黄芳：什么样的瞬间会让你产生按快门的冲动？
许海峰：回过头来看，我以前拍照片好像也确实是对人那一瞬间的情绪状态特别敏感。我想，拍摄的时候，每一个摄影师都不会想去赋予他什么意义，那一刻是有一种难以描述的气氛，就像每一幅优秀的画作，里面都有一种气场，这个气场不只是用眼睛看的，是你感受到的。你觉得是对的，那就赶紧拍下来。如果他的眼神是不对的，气场就破掉了。当时有价值观吗？我不清晰，也许只是一个朦胧的想法，抓住那个情绪高涨的时刻，所有照片都这么想，自然就会有饱满的东西。你说要赋予他什么意义，包括时代的意义，那是后面的解读。我拍的时候只是想把照片拍好，拍是我的兴趣爱好，把它拍好是我能力的体现。然后我拍的时候，我想可能是快乐，也有愤怒，沮丧的，这些情绪都会在。
黄芳：你的照片里是不是也有一种不安在。
许海峰：我是觉得有一种不乐观的东西在，某种程度是很悲观的，其实跟我的家庭有关系。我父亲过世太早了，家庭一下子坍塌带来了阴影。我记得，父亲当时突然要离开家去医院，他拿着热水瓶走在路上，阳光打下来映出一块巨大的阴影。这对我的个性和成长有很大的影响。这个很不好，或者也是很好，我不知道。
黄芳：也许某种程度上会激发艺术创作。
许海峰：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于其他很多事情，我都并不很乐观。这种不乐观我一直知道自己是有的。像你说我如此喜好去拍废墟——那个年代没有人会把创作主题定为废墟，很多人都去拍赣南风光之类的，我就不太喜欢那个东西。我一开始被废墟诱惑，但是后来的职业加强了这个东西，让我可以不走弯路，直奔主题。
黄芳：废墟是你想表现的城市一面。
许海峰：是。我原来的标题叫过渡年代的风景。2003年，策展人顾铮老师把名字改了，叫做“废墟的美学”。然后这一次展览的策展人施瀚涛老师新增加了很多街头上人的活动，又改了标题叫“世纪之交的上海表情”。其实这几个都挺好的。过渡年代的风景，不记得是看王安忆还是王小鹰的一篇文章，里面有一段文字就是讲废墟。那部小说我不记得名字了，时间有点久了。只记得描述她看到的路上的拆迁，那时应该是太阳落山了，光线很暗，但依稀能看到城市的废墟，破败之象。建筑的大楼黑幢幢，像是张开大嘴的野兽，好像是这样的情景。
黄芳：能感受到照片里的一些人物有种迷惘的情绪。
许海峰：其实他们在那边合影拍照时也很快乐，但可能负面情绪我会接受的更快。比如有个女孩，她坐在延安路边上，身后拉着一个长长的黑影，如果她很快乐我就不拍了。至于你说的迷惘的东西，悲伤里面肯定有迷惘。2000年，我现在还有一些印象：人的那种喜悦，就像你说的躁动，到了极点就是特别开心，对于未来的自信满满，什么都不顾及，什么都不担心，那种心情是能感受到的，包括我自己。但是照片恰恰好像没有完全能体会到这些。这个很奇怪，我拍的时候，能真切地感受到他们很喜悦。为什么会这样子？后来看我这次展览做的视频，也觉得有伤感在里面，可能音乐的关系。
黄芳：你印象中那时候的自己是开心的吗？
许海峰：2000年我的工作越来越稳定，我喜欢的东西上了轨道，我更清晰地知道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可以自己做主选择了。因为1998、99年时我还在上海青年报实习，能不能留下来悬而未决。终于在2000年之前留下来了，很开心。后来不久我又买了房子。
黄芳：那时候房价也不高，又正是报业的黄金时代吧？
许海峰：那个时候是摄影的黄金时代，报业的黄金时代还没到来，可能是2003年东方早报成立时差不多。
黄芳：似乎那时候没什么烦恼，又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许海峰：对，经济上也没什么负担，母亲的身体也很好。我还记得，世纪之交的那一晚，好像所有的上海人都出来了。不仅仅是年轻人，很多年长的人也出来了。所有的商场、地铁、公共交通都是人头攒动。我和雍和老师两个人去了南京路、西藏中路、人民广场，晚上又去了徐家汇，几乎所有的商业街我们都跑了一遍，24小时没有停过，一直在拍。其实没有人要求我们这样，就算说是热爱摄影，大概也没有这么疯狂的。
黄芳：被那种力量给支配着。
许海峰：商业的那种繁华大概也助推了这种情绪。我记得雍和拍了一张照片，我现在想想还想笑。有一个人，半夜在路上拿个菜刀。干什么？买DVD送菜刀。那时候流行送东西，他就拿了一把菜刀站在路上。魔都魔幻的东西在千禧年已经出现了。我在路上拍照，还碰到一些以前的朋友。在南京路上，我拍了一些她的照片。又拍了她抱着一个女孩子在酒吧，我后来问她那个女孩子是谁，她说是第一次认识的。你说怎么会这样子，第一次见面就像闺蜜一样亲密。大家就很开心，在世纪之交。然后我们第二天一大早，又去拍了新世纪的第一缕阳光。
黄芳：大家都相信未来会更好。
许海峰：不容置疑的未来。但为什么后来拍出来的照片不是那回事。是不是那种极度的狂欢后面有一些不易察觉的东西？我也不知道，我当时应该没有这种觉悟。我想也可能，人在面临自己的生活和未来的一次选择，或者再一次的内观。
世纪之交的上海表情，1994-2005
世纪之交的上海表情，1994-2005
世纪之交的上海表情，1994-2005
世纪之交的上海表情，1994-2005
世纪之交的上海表情，1994-2005
世纪之交的上海表情，1994-2005
世纪之交的上海表情，1994-2005
黄芳：也许这就是摄影的魅力之处，从那个定格往外延伸有巨大的空间。
许海峰：这个就跟新闻摄影不太一样——新闻摄影就是五要素，然后告诉你背景，限定了观众的想象空间，某种程度来讲新闻摄影比较八股，有种套路在里面。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慢慢地把新闻摄影放一放，我觉得这个广义的摄影更宽阔。可能我摄影的第一口奶，就不是新闻摄影。后来嫁接新闻摄影——就是进青年报的时候，连续在拍，直到后来新媒体发生了改变，就拍的少了，又回归到最初这样的摄影中去了。这样的摄影脱离故事本身，如果能做到成立的话，就要对于你的摄影对象倾注更多的观照，这种观照，是要接触很多其他的东西才能看到。所以，很多人迷恋在街头摄影，恐怕是那一刻的直觉输出，唤醒了身体里最好的觉察力，这种觉察力能够帮助我们感受到日常生活中不易察觉的变化，也是体验生命的一个过程。生命的存在此刻以一种摄影的方式展开，这是直接摄影的美妙地方。
黄芳：其实很多的新闻写作也是聚焦一种反常，剧烈变动和变形的现场。但在新闻现场外，还有更广阔的生活，也是创作的可能性。像你三十多年的摄影创作中，关注的主题有一些变化吗？
许海峰：像之前风光摄影很流行的时候，我拍过一些，但很怀疑，反而更坚定了我要拍的东西。那时候有个老法师朱钟华跟我说，你不要跑那么远，要拍你自己最熟悉的东西，拍你的家人你的邻居，我觉得对。人这一生，可能需要一些机缘，需要一个人去撬动你潜在的天赋特质。像我很巧，正好去了市政工程研究所，然后我的性格，包括我后来认识的这些老师，好像很顺地引领我走上了这条路。
黄芳：有一些艺术家可能会有很强的在地意识，你会有这种意识吗？
许海峰：如果说完全没有这种意识的人我觉得他说谎，你在这座城市里，所有的东西都不得不切入他个人的爱恨或者其他情绪。如果说要跳脱这些的话，可能要我们的发展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我们才可以跳脱时代。相对来说，西方人会好一些，他们的教育跟我们从小接触的东西不太一样。但最终我觉得还是能在他们的作品里看出他们和自身的关系，和时代的关系，只是强烈程度不同而已。
黄芳：你对摄影师桑德非常推崇，你觉得是他的哪些东西启发了你？
许海峰：如果我们今天来拍10张照片来反映一个上海、一个CHINA，这是最难的，这是高度概况的东西，但是德国人奥古斯特·桑德能做到。为什么中国人一听黄河、听义勇军进行曲就受不了，这里面有振奋的地方，同时也有巨大的悲怆。我一直对自己说，我做的东西不是给上海人看的，也不是给江浙人看的，要做给东北人、海南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看的，甚至如果能更跳脱一些，外国人也能看懂。我会心里装着一个CHINA，想把西方人纳入进来，这是我的一个愿望。
黄芳：觉得你的创作好像有一条脉络，从90年代拍摄城市中的个体，到家庭相册，再到上海相册。
许海峰：我一直在这里面打转。要说很强的逻辑我也没想过，但对于摄影的喜好，一直跟这些相关。90年代除了对金钱的欲望，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主题，国企改革。纺织厂的工人，突然被集体抛弃，然后有些人又上岗了，有些人“文革”前学一些手风琴乐器，然后那时候很多公司开张就需要这些人来捧场，活跃气氛，四五十岁了，到别人一个鞋店，美发店去吹吹打打，赚些小菜钱。看上去是振奋人心的，但这背后的一面是悲伤。时代在每个人身上碾过的时候，留下的痕迹有的深一些，有的浅一些。我作为一个影像创作者，对视觉更敏感，看到了无可奈何，就只能把它拍下来，仅此而已。
世纪之交的上海表情，1994-2005
世纪之交的上海表情，1994-2005
世纪之交的上海表情，1994-2005
世纪之交的上海表情，1994-2005
世纪之交的上海表情，1994-2005
黄芳：看这次展览，还挺惊讶的，30多年前的照片你都保留着。
许海峰：大概结婚的时候，我扔了八大箱印出来的照片。一边扔一边心疼，但是家里放不下了。并且这些年辗转搬很多次家，2005-2007年的底片好像丢失了，好在底片倒是扫描过，虽然扫的不大。
黄芳：这些照片每一卷你都有记录吗？
许海峰：我拍的每一张都有时间，月份年份都有。可能是市政工程研究所和后来的市政工程志编撰办公室给我的一个训练，写东西都要有依据。我不单保存自己的，别人的扔的照片我也把它捡回来，清洗、扫描出来。
黄芳：现在再看当年拍的照片什么感觉，因为还是比较年轻时候拍的。
许海峰：我觉得那就是我们的时代，我的青春，我很强烈地感受到。那时候我正在听威猛乐队，孟庭苇，张学友，王杰的歌，慢慢长大成熟。也可能是朦朦胧胧地，不知道怎么就过来了。我能够搞清楚的是你运气好不好，正好遇到了谁，他把某种电流通到你身上，然后你接续了他的能量，可以持续地发展下去——我说的这种能量就是我遇到的老师们。
文章来源丨冬枣树DZT
评委评语
姜纬
许海峰的这些照片从两千多卷胶片中挑选出来，它们拍摄于1994至2005年世纪之交期间，其中绝大多数没有公开发表过，直到去年秋天的展览，才让我们得以一探其究竟。
就许海峰的摄影历程而言，这些照片是一个转折，观看逐渐不再意味着传统认识论意义上对物的占有、命名和简单复制，其中折射出一种新的对外部世界的记录方式：事件或戏剧性场景作为拍摄出发点已经成为过去。
而对于观众来说，能够贴近自己日常生活的视角，照片在丰富的记忆中建立起生动的形象性，情感被赋予了驳杂持续的视觉密度，身心体验始终置于一种开放的互动状态。“世纪之交”的含义，就在于图像所蕴蓄的各种线索，给予了我们曾经活在无可置疑的世界上的真切感受，“过去”在现时的复苏，才获得了它真正的历史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