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国威《重·现》
艺术家:史国威
1977年出生于河南洛阳,2002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平面视觉艺术交流系摄影专业;2006年获得德国多特蒙德高等专业学院(Fachhochschule Dortmund)摄影专业硕士学位,现生活、工作于北京。
与史国威林中漫步
文/凯伦·史密斯
自德国多特蒙德高等摄影学院学成归国后,史国威逐渐形成了自己持恒不变,令人叹服的视觉表达方式,在摄影和绘画间寻得细腻精巧的融合。他观察并记录景象,创作出传统摄影风格的黑白照片,随后对其进行长时间的手工上色。这一过程不仅要求相机镜头背后的眼手协调,亦需精准把控笔刷的涂抹方式;而其中诸多材料与手法的结合,也使其作品承载的内涵远超“手工上色照片”这一标签的字面意义。
从外观上粗看,史国威的近期创作的主要对象是祛除了个体特征的风景(或不如说是自然),呈现出宽泛或稍显抽象的形貌。倘若考虑到直接影响他的文化架构语境,这一内容与表现手法着实不令人意外:在水墨与文人画的美术传统中,风景几乎向来是心领神会之物;作为召唤人们心性精神的源泉,风景的语汇库是隐喻的,而非纯粹描述性的。与之相似,史国威不甚追求对大自然外观形态的摹仿,而更多地寻求阐明由抽象经验与情感构成的内在世界。得益于此,他的“摄影绘画”不禁充满形而上学的超自然力量,散发出崇高的光晕。
多肉乐园,2020
史国威称其作品为“摄影绘画”。其中照片是每件作品的起始,来自艺术家四处游历时的亲自拍摄。他全然沉浸在自然与某处的气象天候中,这一身体力行的动作在识别场景的过程中至关紧要:确认场景,便是确认其构图的基础。然而在用大画幅相机作细致入微的取景后,最终的摄影绘画却从不将艺术家所见悉数展示;若观者站在同一位置,眼前景象也绝不相同。在史国威这里,照相机不是创造成品的工具,而是产出源素材的手段。
照片冲印出后,便到了绘画登场的阶段:这并不是从某一材质到另一材质的简单挪用。在德国攻读研究生数年,令史国威练就了精湛的摄影技术,暗房冲印的工艺也使他沉迷。这些技法之一便是用油墨为黑白照片上色——它的历史长达一百多年,能令照片呈现为彩色,将现实渲染出更加生动的模样。自然,这一技术开始实践时,彩色摄影不仅尚未发明,且为不敢想象的技术。于是,照片中略为超现实的色调不仅仅是人造附加品,却被全然视作是近乎真实的,即便带着做作的夸张和陌生感。在中国摄影历史上,亦在早期便出现为黑白照片上颜料的做法,画师们以卓越的上色技巧,在单色图片上创作出相当栩栩如生的色彩层次;而到了二十世纪中叶,大量意识形态图像的出产使得手工上色成为一种原则,用以营造温暖向上的光辉和坚定不移的革命氛围,饱和的色调完美地契合了图像意图传达的政治信息,满足了意识形态上的视觉要求。然而,史国威所追寻的却是一条迥异的道路,他将装饰性与意识形态双双抛开,选择了远更缥缈如幻的形式。
蓝色的果实,2021
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名优秀摄影师的史国威,对绘画也有着同样强烈的兴趣。他所选择并发展的创作方式同时满足了两种兴趣,为二者无交集的担忧提供了简洁的解决方案。与此同时,这种方式有意地模糊了绘画和摄影的界限,用绘画的观念虚构来破坏照片的表面现实,但他的方式并不显山露水,故而极具欺骗性。
史国威在这一领域的最早探索,其题材与内容专注于自然历史中的物件,如博物馆中用剥制术保存的动物标本等。随着时间推移,他将目光转向大自然中的鲜活例证,创作的尺幅也远超出最初预期。有了成功探索的铺垫,他的近作透出自信与简练,尺幅也进一步变大。
“由于手工上色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我深深地沉浸在这些图像中,透过自己的情感,逐渐破译图像中深藏的内容。这些情感,个人的情绪波动,直接影响了我的色彩运用和笔法。我常常好似每天在依据完全不同的叙事创作。”
漫长的时间成为了上述情感波动的温床;情绪或精力的变化,专注力的渐逝,都通过色彩与强度的变化,无可避免地记录在了最终作品中。
初春的杨树,2020
在照片上绘画似乎看上去仍是一个相当简单的过程。然而,恰若中国画里举重若轻的细致技法,照片上色比起数字填色游戏到底复杂得多。复杂是因为艺术家希望照片上覆盖的薄薄一层颜料是不显眼的,使得观者第一眼几乎上当:他们感觉到图像里有什么,但却无法加以干涉,于是不安的疑惑驱使着他们再次观看。为达到这一目的,艺术家对尺幅的控制力无疑是难题之一。手工上色使用带有水彩质感的透明水性颜料,而同样与水彩相似的是,下笔前须胸有成竹,没有修改的余地,也无法用颜料覆盖更正任何失误,机会只有一次。这不仅需要手的灵巧,更需要持续的专注和用心。而使这一过程愈发复杂的是,史国威凭借的是记忆来描摹他的现实幻象——独属于照片地点的记忆,是艺术家的主焦点。与此同时,大脑有一个自然惯习:在不完全笃定或注意力涣散的时刻,它往往回溯过去有意无意积累起的素材,这些素材来源于现实生活,也来自观察理解自然微妙变幻的经验。对于艺术家而言,比起诉诸观看习惯或是描绘自然的习得技法,抛下一切,依靠直觉总是更难的。
“我一直认为‘色彩’是一种极其个人化的感知。对同一种颜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这便是为什么我相信情绪色彩才是最真实的。我为作品的准确和生动选择合适的色调,但以更能调动自己情绪的方式,主观地突出一些颜色。最终呈现出的色调是只有人工干涉才能获得的,说其真实也不尽然,说其虚幻也并非如此:它处在中间地带。”
羊毛,2021
和许多年轻艺术家一样,史国威最初也在创作中思考宏大的概念,赋予艺术表达豪言壮语与改变世界的能力,认为每一件艺术作品都应成为一纸宣言。他的早期作品试图用视觉形式探讨社会与文化问题,但史国威随即感到这些作品阐释性太强,跳不出他有意引导建构的直白叙事的藩篱。或许他从那时起已经意识到,将某一时代背景下的社会政治作为主题有诸多局限,又或仅仅是直觉促使他改变自己的工作方式。不论如何,他开始更加关注自己生平际遇中的各种感受,用他的话来说,是听从内心的渴望,想要“去发现并感受事物之间的共振,找到通过图像传达性情的方式。”如是历程最终引领他创作了“林中漫步”中的作品,而这些新作无疑实现了他的目的——矛盾不易察觉地内嵌其中,情感巧妙地藏身于图像内,乃至一眼望去似乎只有冷静的美感。“然而近看时,图像背后却袒露出强烈的焦虑。”艺术家表示。事实上,几乎所有史国威近作(往往以森林树木的形式出现)的光晕正是缘于程度各异的紧张感,同时也为我们提供颇有见地且引人深思的,进入外部世界的参照点。
念小黑,2020
诚然,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下,水墨传统赋予了风景独特的隐喻内涵。从其摄影绘画主体的选择上来看,史国威似乎很清楚这一点。他的图像将观者传送至自然与风景的世界,由大小远近各异的树构成,它们拥有惊人的细节,同时却也保持着些许抽象。与之相伴的是一种无意识的冲动,驱使着我漫步在森林中。它们既以主体为中心,同时却也与主体毫无关系。它们表示自然,描述诸物,却又不止于此。
“(在貌似记录现实的图像中,)我的干预契合了我看待世界的方式,也契合了我对色彩及其对感官影响的理解。我用熟悉的语言(即自然与摄影)来讲述无需词语表达的故事。图像即是一种手语。”
19世纪美国文学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所写:“森林摄人心魄的不是它的美,是它那微妙之处,那古老树木散发出的气息,才能真正使疲倦的灵魂重获新生。”这一见解颇有先见之明,而对拥有中国文化根源的敏感嗅觉的人来说,这句话更是再合适不过。
史国威的近作传达出某种氛围和光晕,催促着观者自我反思与修行,沿着古时文人画匠毕生追求的道路——他们避开世事纷扰与蝇营狗苟之人,纵情于诗情画意中,几乎与世隔绝,这样的生活方式正是他们一心坚持的价值观。到今天再提及这样的行为多少有些不合时宜,但这一风骨仍然残留着,尤其在一些艺术家身上。他们自知难以改变社会,于是选择了与积极入世相对的另一条路。他们的作品提醒我们自己的缺点与失败,如祷文一般鼓励我们成为更好的人。
肉山,2021
只是,史国威绝不会如此明确地表露出意图。正如那微妙的上色一般,他寻求表达的观念与陈述永远是不易察觉的,也许仅仅是凭他的直觉,而接下来的解读则全权交给观者。但其中不可动摇的,是在所有摄影绘画中起作用的错觉,还有将所有作品紧紧相连的崇高感。春秋末期,老子提出,外在于内在心象之物皆是幻觉。这一试图阐明人类与外在世界的关系的论点,在各个文化,各个时期的哲学中均有探讨。穿越历史长河,类似的哲学论述大大影响了艺术创作的观念,尤其在中国。两千年前老子对人感知现实的疑问,在数码图像时代的今天找到了回响——图像假定自身在社会注视下扮演着追求真实的角色,但事实上任何图像都有可能被操纵。幻与真之间的界限从未如此流动不定。这里的观念,与视觉对大脑经验的影响,在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1884-1962)的“诗意想象论”中得到了相似的阐释。巴什拉认为,想象是在视觉经验,文本经验与知觉经验产生的语言中形成的。这些经验滋养了我们内心保留的记忆景象,塑造了我们观看世界的方式,以及我们观看时的选择。
流淌的红色,2020
此理论契合了大多在作品中探讨现实与幻象的艺术家,但史国威的作品尤甚。这一理论解释了绘画过程之长的原因(除了手工劳动的修行与愉悦层面之外)。
“我一直相信艺术与工艺是密不可分的。抛开工艺只谈观念是不行的,如果观念不能实现,就不存在作品,也不存在意义。因为透明水色不允许有失误,我必须每一笔都极其专注,控制笔刷上颜料的同时,连呼吸也要控制。”
“慢慢创作是一件宝贵的事情。人的生命如此短暂,我们只有慢下来才得以欣赏生活的意义。我的创作是为了描述文字无法描述之物,激活钝感的神经。这是艺术的主要意义之一。”
也许这便是为什么在史国威的作品中,自然能够发出如此强烈的声音。如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所说:“树木是圣物。谁能同它们倾诉,明白如何倾听它们,谁就能获悉真理。它们不宣讲学说,不受细枝末节所缚,一心传达生命古老的法则。”
赋予史国威的艺术以独特气质与存在理由的,恰如其分,正是这一法则。
流淌的红色,2020(局部)
凯伦·史密斯
英国艺术评论家及策展人,《Art Now Volume 4》中国部分的作者,曾在中国及世界各地为中国当代艺术策划过多项群展和个展,包括展览“波普之上”(上海余德耀美术馆,2016),“醍醐”(上海外滩美术馆,2013),“目耳计划”(北京今日美术馆,2009),大型群展“The Real Thing”(英国泰特利物浦美术馆,2007),“国人:中国当代摄影和录像艺术”(德国沃尔夫斯堡艺术博物馆,2004)等,2005年,凯伦成为OCAT深圳馆的学术顾问,并于2012年被任命为OCAT西安馆的执行馆长。
评论文章来源于《中国摄影》2021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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