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思典
《与家人在家》
艺术家:刘思典
刘思典,1997年⽣于佛⼭,2019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现于帕森斯设计学院攻读摄影硕⼠。她的创作主要以摄影、⾏为、装置、诗歌等形式呈现。她擅⻓从个⼈体验出发,在作品中回应难以消化的内在感受。受⽂学与剧场的影响,她的影像常与⾏为结合,共同叙述当代⽣活的冲突与困境。她创作的《与家⼈在家》曾获2020年半⼭摄影⼤奖、照镜⼦⾸届⼥性摄影⼤赛⼀等奖、中国青年摄影推广计划鲲鹏奖,并已于东京、上海、成都、平遥等多地展出。
在平行时空里“解封”亲情
采访人:钟华连 ,《中国摄影》杂志资深编辑
“与家人在家”听起来似乎是平淡无奇的一句话,但是对于摄影师刘思典来说,却意味着纠结、复杂的代际关系。由于疫情封固了脚步,与父母长时间的相处给了刘思典重审亲情关系的机会。离开父母之后她采用影像装置的方式复现了“与家人在家”的场面。对她而言,这不仅是一种与家人,同时也是与自己和解的一种方式。
和父母吃饭,2020年
钟:你之前有做过家庭主题的创作吗?
刘:没有。一是自初中以后在家的时间不多,二是家庭于我是复杂沉重的话题,所以一直拖到居家隔离才想试着面对。
镜子前,2020年
钟:可否具体说说你和家人的关系,看到你拍摄的照片中母亲出现的画面比父亲更多,你和母亲的关系是否更亲近?为何你只有拿起相机时,才没有情绪负担地端详他们?
刘:就是因为关系复杂又难以用语言直接表述,才创作了这个项目。我和母亲的关系其实更紧张。我的母亲能说会道,很有主见,同时她也非常传统,所以她在面对我俩的代际差异时,也经常言辞激烈,结局总是我低头(至少在言辞上)。我害怕与她直接对视,所以我在家一般是沉默的,反正我的真实想法很少被认可,不如少一争执少一事。我的父亲则一直很沉默,他和我的代际差异也不小,但他也跟我一样逃避冲突,所以虽然感觉更好相处,但实际上我俩只是一起沉默而已。久而久之,我堆积起来的情绪,和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说的话,就凝结成了无法用语言解码的庞然大物,犹如房间里一头头沉默的大象。
出门-1,2020年
隔离期间,我习惯性地拿相机拍身边的事物。当我从取景器这头看向那头的父母时,我意识到了好几件事:一个是我平时很少去看他们的脸 — 非必要不聊天,一旦聊天,速战速决;第二个是,相机让我有正当理由端详他们的脸了,以构图为由,我想看多久就能看多久 — 这几秒内,我可以从亲子关系中将自己部分抽离,不做女儿,只做个相机的人肉扩展体,仅关心光圈和快门;同时,这时的观看是单向的,我在看他们,他们看不见我(我的脸已被相机完全覆盖),我只管在这头看,不必关心自己被观看。这几秒我好轻松,所以我忍不住拍了很多父母的照片,尤其是母亲,因为我很少在关系里处于这样轻松的主导位置,这样的观看很奇妙。
工作中,2020年
钟:你在拍父母时,他们会说不要拍或是会有意回避你镜头吗?你大概拍了多少张照片?
刘:一开始,我妈一看我拍就咯咯地笑,或许觉得我拍她是件好玩又新奇的事,或许就没有把我拍照当正经事,感觉是女儿在小打小闹,也或许误以为这是温情时刻吧,总之她从没有回避过我的镜头。后面我拍多了,她就习惯了,该干啥就干啥,也不笑了。我爸反正一直沉默,没什么反应,前后也没什么变化。当时也没有给自己严格规定一个特定的频率,就是想着把我父母在家里会干的事都拍一下,所以想到要拍就拿出相机拍一张,拍了一百来张,也不算多。
大笑,2020年
钟:你选择打印出来的照片场景与你一人生活的场景似乎有意找到一种契合度,请问这个作品的创作构思是一开始就形成的,还是先拍摄父母,一个人生活后才定的?
刘:是一人生活后根据一次拍摄的图像构思的。一次拍摄完全是出于本能,是一种在家里暂时逃离家的策略。四个月后,我真的逃到了另一个城市,相距一千五百公里之后,又开始思考能不能不要总是逃,能不能以某种方式共同生活,于是才有了与照片一起生活的想法。既然是一起生活,那么生活空间就应该是互相契合的,所以在厕所拍的照片还是放进厕所,在饭桌拍的照片还是放上饭桌。
做饭,2020年
钟:我们的生活本身就充斥着各种图像,尤其是数字图像,你把照片实体打印出来,放在家中,与其一起生活,和这些照片相处多久?有什么新的感受?
刘:和这些照片相处有60天左右,除了其中两张大照片送去东京参展,其余都在搬家的时候丢弃了。当时搬家的时候也很头痛要怎么处理这些照片,有想过做成别的东西送人之类的,但是时间来不及,搬家搬得急,只好闭着眼硬着头皮扔掉了。当时也完全没有想过要寄回家给父母。 实体人像照片以假乱真的效果比我想象得还要强,好几次一抬头都以为真的是本尊在我眼前。但再怎么以假乱真,最后都是假的。但也因为仅是图像,我所做的一切行为,无论是通过控制而享受某种主导权,还是通过制像达成一种和解,都是单方面的、暂时的,甚至是虚妄的。不过,这至少是我自己主动迈出的微小一步,并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了。
客厅,2020年
钟:这个作品是否让你感觉自己在突破父母的某些制约?
刘:拿起相机拍摄父母时,同时发生的有这几件事:我看着他们的脸,而他们看不到我;我即将记录下他们的模样,呈现他们某种形象,我拥有了对他们的一种解释权,而他们并不能对我做同样的事;他们知道自己正在被观看、被记录,因此进入了短暂的自知与局促。我不需要讲话,只需要手持相机,就自动拥有了一种话语权和主导权,一种我在亲子关系里鲜有的东西。 后来二次拍摄时,面对手中的图像,我的主导权更加明显—我可以编辑照片,把他们的影像放大缩小、打印出来后可以摆在这里或那里,还可以与之互动编撰新的叙事…图像完全服从于我的意志,而我的父母在此处是无声的,如同我在家庭生活中那样。
出门-2,2020年
钟:通过这样的创作,还有居家隔离期较长时间的相处,你觉得你和父母的情感距离拉近了吗?关系有产生怎样的变化?
刘:当时四个月的居家隔离是以我仓皇逃离结束的,直到创作完《与家人在家》之后的2021年春节,我才再度回家。那个春节我与父母意外地和谐而平静,不知道是否因为做完这个作品之后,我可以更心平气和也更有勇气面对父母。但是所有关系都是流变的,现在我们天各一方,我妈妈经常因为我不主动分享生活也不频繁问候而在电话中大发雷霆。
过道,2020年
钟:你的这个作品父母有看过吗,他们是如何看待你的摄影?
刘:我在收获一些奖项后,有把作品发给父母看,但不敢对他们完全披露作品阐释。他们觉得这些照片一点都不美,就是一些很生活化的东西,搞不懂有什么展出的意义。我爸还特意叮嘱我,不要再去参展参赛了,说我目前参加的都是影响力很小的活动,没有必要为此浪费自己的时间,应该把精力集中在学习上。
街上,2020年
钟:这个作品对你之后的创作方向有影响吗?
刘:这个作品促使我更多地思考摄影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以及摄影这个动作所蕴含的权力关系等问题。我意识到摄影所构成的凝视是把双刃剑,当我是弱势一方的时候,或许这能成为我的武器;但在其他时候,我都提醒自己要尽量温柔一些。这个领悟将永远在我望向取景器时回荡在我的脑海里。
注:图文来自于《中国摄影》2022年3月刊